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指标研究报告

目录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二）城市科技传播软实力指标构建必要性

（三）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指标构建理论意义

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一）三维度评估框架设计

（二）参评城市遴选标准

（三）评估指标赋权方法

三、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分析

（一）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总体评估

（二）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分指标评估

（三）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发展障碍度

四、科技传播能力代表城市案例分析

（一）纽约

（二）伦敦

（三）波士顿

（四）东京

五、上海科技传播能力发展存在的优点和短板

（一）上海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提升策略分析

（二）科普公共设施供需错位与结构性改革

（三）公众线上参与科学传播的积极性较低

七、总结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已成为驱动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要求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域创新体系”。这一系列顶层设计表明，科技创新实力不仅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全球话语权争夺的战略支点。在城市尺度上，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转型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潜力。创新型城市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升级联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例如，深圳凭借华为、腾讯等科技行业领军企业形成“创新-产业-城市”正反馈循环，2023年深圳研发经费（R&D）投入超2236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6.46%，首次实现总量和强度居全国大中城市“双第二”¹；杭州依托阿里巴巴生态圈推动“数字孪生城市”建设，验证了科技创新对城市能级跃迁的催化作用。这些实践凸显出城市科技创新实力评估对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的决策价值。

当前各国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单位已构建多维度城市科创能力评估框架：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从研发投入、专利产出等量化指标衡量创新能力²；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5）》综合高校数量、高新技术企业密度等要素构建评价模型³。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研发投入、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等“硬实力”指标，却忽视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效能这一“软实力”维度。这种单一维度的评估存在着局限性：其一，过度追求技术产出规模而忽视公众对创新成果的认知鸿沟，例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伦理等争议性技术的公众接受度与研发投入呈显著负相关⁴；其二，可能诱发“创新孤岛”效应，城市区域内的科技成果因传播渠道不畅而未能跨城转化。这表明，仅凭科创硬实力指标难以支撑“科技向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需构建更全面的评估体系，全面刻画城市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包容性。

（二）城市科技传播软实力指标构建必要性

在当今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科技传播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塑造城市国际形象、吸引高端人才、凝聚社会共识的关键抓手。然而，传统的科技传播模式往往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推广，忽视了公众参与、文化认同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科技传播不再仅仅是科创硬实力的延伸，而是需要通过软实力的赋能，构建起技术与社会、创新与文化的双向互动桥梁。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城市科技传播软实力的构建是破解技术孤岛、重塑城市品牌、增强全球话语权的战略需求。

科技传播软实力的构建必要性源于三重现实挑战：首先，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化推广受阻要求传播范式转型。城市需通过公民共识会议等参与式传播的形式将公众纳入技术评估闭环，以降低创新扩散的社会摩擦成本。

其次，全球创新竞争向“生态韧性”维度延伸。以英国爱丁堡国际科学节（Edinburgh Science Festival）为例，其2024年吸引全球127个国家超10.3万参与者，有34%访客在参加科学节后提高了对于STEM专业的兴趣，七成访客激发了科学探索的兴趣⁵。这说明，科技传播软实力是城市创新生态韧性的关键变量。

最后，当前亟需科学传播软实力的评估工具创新。以往对于科技传播软实力的评估多为定性的、描述性的方法，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全球可比性。这种评估方式难以量化科技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也无法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我们旨在构建一个以政府主导为制度保障、以科学家赋能为专业支撑、以社会公众为参与基石的“三位一体”全球城市科学传播能力指标体系。将采用定量、可操作、可验证的评估方法，通过多维度量化城市科技传播效能评估的核心指标。这一评估框架不仅能为城市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包容性提供量化依据，还能为全球城市间的科技传播实践提供可比性参考，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评估框架将为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提供量化决策依据，形成“硬实力筑基-软实力赋能”的双轮驱动模式，综合提高城市科技传播效能。

（三）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指标构建理论意义

从学术传统上来看，科学传播的理论演进始终与科学技术哲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批判性反思深度交织。科学传播历经由中心广播模型（传统科学普及）到缺失模型（公众理解科学）再到对话模型（公众参与科学）的范式转变⁶。“中心广播模型”是科学传播的最早范式，这一模式强调以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等传播者为中心，采用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科普信息与理念。随后兴起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虽然关注到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但其本质仍然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延伸——将科学视为封闭的真理体系，预设公众由于知识匮缺而需接受科学家的单向灌输和教育⁷。缺失模型在20世纪中叶主导了诸如美国原子能科普等科学传播实践，但其内在局限性随着切尔诺贝利事件等科技治理危机暴露无遗，这催生了科学传播的范式转型：从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到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贾森诺夫（Jasanoff, 2003）提出的“共生产论”（co-production）强调，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在互动中共同建构⁸。在此范式下，科学传播从单向知识传递转向多元主体协商，科学家角色从“权威构建者”转变为“对话参与者”，评估标准亦从科学知识覆盖率扩展至社会共识达成度（Bauer et al., 2007）。由此可见，对话模型摒弃了科学主义独断的基础，肯定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

然而，现有强调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着结构性困境。究其本质而言，将对参与和决策科学技术发展的权限等同赋予科学家和公众，是否必然消弭公众参与科学治理所需的认知不对称性？《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涵盖全球南北方22个国家、44个焦点小组（共323名参与者）的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公众对气候问题治理的参与形式存在显著地域差异⁹。研究发现，多元参与能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接受度，同时参与过程本身即是公众教育与行动能力培养的途径；然而，公众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时可能作出非理性选择，公众参与也可能延缓决策流程。诸此种种实践层面的问题均说明，过度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作用可能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平等对话”之迷思¹⁰¹¹。从实践维度审视，公众参与科学范式中的行动主体位于哪一坐标系？他们又如何介入科学知识传播和再生产的进程中？从科学参与的建制来说，公民共识会议或者科学听证会等制度设计，其决议效力的合法性基础与权威性来源何在？

在科学传播中，构建“政府-科学界-公众”三方协同机制是破解“知识代理”与“民主参与”矛盾的关键路径。本研究旨在通过制度设计，制定一个适应科学传播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的综合框架：政府和媒体机构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与政策框架，确保科学传播的基准公信力；科学家群体运用可视化、场景化手段进行知识转译；公众则通过“参与式验证”机制贡献在地经验。三类主体协作形成“证据生产-转译-反馈”闭环，这种模式既保障科学严谨性，又通过分层协作（政府官媒定标准、科学家做转化、公众促落地）提升科学传播效能，为化解“专业壁垒”与“民主赤字”提供了可参照的中国方案。

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一）三维度评估框架设计

在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领域，目前暂无明确可执行的评估标准，因此本项目创新构建了三维度评估框架设计，从不同传播主体出发评估全球不同城市的科技传播能力。该框架由三个核心维度与一个基础支撑维度构成，分别为科学科创界的科技传播力、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力、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力共同构成的“三重维度”，而网络连通性供给的科技传播力则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支撑维度，形成“四位一体”的评估范式。这一复合框架既能够准确反映科技传播水平的有效度——反映科技传播“软实力”而非测量科技创新“硬实力”；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统一定义，确保数据的全球可比性和一致性；还能够确保数据易于获取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完整性，保证本项目的测量体系的信效度和可操性，为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提供了创新性的分析工具。

科学科创界的科技传播

科学科创界的科技传播其核心指标包括科学共同体的活跃度、科学家的传播影响力、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旨在展现各城市间科学共同体、顶尖科学家的活跃度和综合影响力，以及城市整体科技创新生态活力的传播声量。下文将具体阐述三个考察指标。

科学共同体的活跃度

科学共同体的活跃度指的是科学传播的科学共同体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本指标基于Web of Science网站进行关键词组检索近10年内(2014-2024)文章（具体关键词为"science educat*" OR "science communica*" OR "science aware*" OR "science literacy" 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OR "science knowledge"），将数据库检索量作为最终评估指标。

科学家的传播影响力

科学家的传播影响力反映的是各城市顶尖科学家的综合传播力和影响力。本指标具体参考的是科睿唯安（Clarivate）每年发布的“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将各城市上榜科学家数量作为最终评估指标。此名单是科睿唯安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遴选近10年各学科被引频次前1%的论文作者，旨在表彰对所在学科作出重大贡献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尖科学家，权威性较高。

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

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反映的是各城市整体科技创新生态活力的传播声量，此维度下分为两个子指标，分别是创新企业声誉和科创城市排名。创新企业声誉指标具体考察各城市作为法定注册地拥有的CB insights前100的独角兽公司和财富500强企业在谷歌的总搜索量，其中CB insights作为全球领先的市场数据分析机构，其发布的独角兽榜单已被广泛纳入评判行业发展趋势的标准中‌；而财富500强企业榜单始终是衡量全球范围内大型公司的最著名的榜单，由《财富》杂志每年评选并发布，正因其评选过程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性使得财富500强企业榜单成为衡量全球经济体的重要标准。

科创城市排名则由Nature发布的《2023年自然指数—全球科研城市榜单》上榜的200个城市和全球创新指数GII前100城市集群的双榜加权排名而来。其中全球创新指数GII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在衡量全球120多个经济体在创新能力上的表现后，整合发表的极具参考意义的量化榜单；而Nature发布的自然指数榜单也已发展为国际公认的、能够衡量机构、国家和地区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地位的重要指标，故将《2023年自然指数—全球科研城市榜单》选为本指标的评估标准。

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

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维度的核心指标包括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主流媒体的科普传播力，旨在展现各城市高等科学教育的科学传播能力、各城市社会力量对科学普及的支持力度以及地方主流媒体对科学话题的关注和传播力度。下文将具体阐述三个考察指标。

2.1 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

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关注的是各城市高校的专业开设，其中主要参考四大权威全球高校榜单（QS、U.S.News、软科、泰晤士高教），将共同在榜的高校是否有为主办或承办的科技传播相关学术会议或活动作为最终评估指标。Q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THE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国际公认的四大权威世界大学排名榜单，且排名侧重点各异，因此综合考虑四大榜单共同在榜的高校能够有代表性的评估各城市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2 科普公共设施的供给力

科普公共设施的供给力反映各城市社会力量对科学普及的支持力度，具体包括经费资助力和空间容纳力两个子指标。经费资助里指的是各城市最大科技传播公共设施（如上海科技馆）财年预算（含政府投入、社会捐赠等收入来源）占地方政府总GDP的比重，以此来评估各城市的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对于科普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空间容纳力主要参考Tripadvisor这一全球性的旅游网站，因其能够较完整的覆盖全球各地的地点信息，故统计该平台各城市科创类基础设施拥有数量，包括博物类（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文化类（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科普基础设施（去除纯艺术馆、历史文化馆等纯文化属性场所），以更全面地评估各城市科普公共设施地供给力。

2.3 主流媒体的科普传播力

主流媒体的科学传播力评估的是各城市主流媒体对科学话题的关注和传播力度，主要考察各主流媒体的科普内容供给力。本指标针对各城市最大主流媒体过去半年内，将该媒体网页站内对20个热门科技关键词分别检索的条目累加数量（关键词见附录）作为最终评估指标。其中热门科技关键词来源于20个热门的公民认知度高的科技相关话题，通过综合世界经济论坛(WEF)《2023年10大新兴技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4)》、《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4年“十大突破性技术”等多个近两年内关于新兴科技进展的权威榜单选定，代表性较高。

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

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维度的核心指标包括公众线上讨论参与度、线下活动参与度、科学素养水平、网络连通性，旨在评估各城市公众线上科学传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地方政府主导的科普活动的公众参与程度以及公民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下文将具体阐述三个考察指标。

3.1 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

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代表着每个城市的科学传播中的活跃度和影响力。本指标基于Google搜索引擎，制定该城市名称和20个热门科技传播相关词汇的关键词组合，使用多语言检索，横向比较各城市检索结果条目数。各城市的讨论数能够直观反映出公众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度，且能够以相同的标准横向比较不同城市的公众线上科技传播参与程度。

3.2 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

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反映的是各城市地方政府主导的科普活动的公众参与程度，又分为图书馆科技活动、科技展览参与度和科技传播主题节日三个子指标。图书馆科技活动指标关注各城市最大图书馆近半年科技活动占总活动数量的比例，以此判断政府主导的图书馆建设中科普活动的发展力度；科技展览参与度指标聚焦于各城市最大科技节展览的线上线下参加人次，以此评估各城市公众对于科普活动的参与度水平；科技传播主题节日考察的是各城市是否专门的科技传播主题节日，从而反应城市政府对于科普活动的重视程度。

3.3 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

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评估的是公民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作为科学教育的代理测量。由于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指标能够测量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因此选择各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理测量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具体参考Our World in Data的全球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榜单，使该指标横向可比。

连通性供给的科技传播

连通性供给的科技传播维度的核心指标是各城市的网络物理连通水平，即每个城市的网速（由Speedtest网站监测得出移动与宽带、上传与下载数据），四项指标覆盖了城市网络性能的核心维度，旨在评估各城市的互联网络基础设施的连通能力。

（二）参评城市遴选标准

本项目旨在构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科技传播能力评估体系，因此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指标，遴选40个城市，具体标准如下。首先确立以城市GDP为基准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确保入选城市具备充足的财政实力和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同时将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作为另一重要指标，优先选择常住人口数量较大的城市，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信息枢纽的传播覆盖潜力；在城市国际化程度指标上，综合考量城市在全球金融、科研、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如参考QS五百强高校数量以及全球创新指数（GII）等，以精准评估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最后是确保地域平衡，兼顾各大洲代表性城市，覆盖亚洲、北美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最终形成涵盖北京、上海、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新加坡、迪拜、圣保罗、开罗、悉尼等40个国际都市的全球网络格局。

（三）评估指标赋权方法

等权赋权法

本项目采用等权赋权法构建全球科技传播能力评价体系，赋予所有三级指标完全相等的权重系数，即所有指标在评价体系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首先，等权赋权法能够简化整体计算流程，大幅降低数据处理复杂度，适用于多源异构指标体系的集成分析；其次，等权赋权法通过预设各维度指标均衡的解释力，避免权重分配中潜藏的认知偏差，可以避免因人为的主观判断而导致的权重分配不合理问题；最后，等权赋权法的赋权规则更透明，能够显著提升评估体系稳定性与结果可复现性。因此，在缺乏先验知识或指标间差异不显著时，等权赋权法能够以最小化主观干扰的方式，为跨领域比较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基准参照。

三、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分析

（一）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总体评估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传播能力已成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通过对40个全球主要城市的等权总榜排名分析，纽约、伦敦、波士顿、旧金山和东京位列前五，展现出强劲的科技传播综合实力。这些城市在科学科创界传播、有组织传播和公众参与传播三个维度上均表现出色，形成多维度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

从区域分布来看，北美地区（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和欧洲地区（伦敦、巴黎）的城市占据榜单前列，反映出发达国家在科技传播基础设施、科研资源投入和公众科学素养培育方面的长期优势。亚洲地区中，东京排名第五，上海（第6）、北京（第7）紧随其后，显示出亚洲城市在科技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第10）、香港（第12）等亚洲金融中心凭借其国际化程度和信息流通优势，在公众参与传播维度表现尤为突出。

【图1 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区域分布情况】

【图2 全球科技传播能力前20城市各维度得分排名】

【图3 全球科技传播能力21-40城市各维度得分排名】

纽约以总分第1位稳居榜首，其核心优势体现在科学科创界的传播效能（如“科学家的传播影响力”排名第2）与城市科技相关的国际声誉（如“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排名第2）。伦敦以第2位的综合表现紧随其后，其“科学共同体的活跃度”（排名第1）和“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排名第1）成为关键驱动力。波士顿在总榜位列第3，凭借哈佛与麻省理工两所高校加持下的“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排名第1）和“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排名第4）的协同效应，展现出“高校-公众”联动的独特模式。

而在总体排名中亚洲城市则呈现一定的断层分化，东京、上海、北京、新加坡进入前十但深圳、广州等亚洲城市因媒体传播力与公共设施供给力不足导致排名相比较而言稍显滞后，与前四大城市形成明显的分层。而非洲与南美城市则因为各个指标上均不占有优势而在榜单中排名全面落后。整体而言世界主要国家的主要城市具有显著优势，而非洲南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则与之形成显著差距。

总体评估显示，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呈现出"头部集聚-区域分化-梯度发展"的特征。前20名城市与后20名城市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等关键指标上存在显著差距，反映出全球科技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如美国的波士顿与圣何塞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上相差25个名次。

（二）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分指标评估

【表1 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前20城市得分】

【表2 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21-40城市得分】

科学科创界传播

在科学科创界传播维度，伦敦（第1）、纽约（第6）、波士顿（第4）、旧金山（第10）等城市表现突出。伦敦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第1）和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第3）方面优势明显，得益于其悠久的科研传统和全球顶尖高校集群。波士顿则在高等教育科教传播力（第1）上独占鳌头，依托于两大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其密集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集群形成强大的知识传播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东京（第3）在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排名中位列第1，反映出其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方面的强大能力。相比之下，部分城市如迪拜（第36）和圣保罗（第27）在该维度排名较低，主要受限于科学共同体活跃度不足和科研资源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一维度的指标也显现出了高校发展在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当中的重要作用。

【表3科学科创界传播能力全球城市综合排名】

有组织的科技传播

有组织传播维度中，旧金山（第2）、波士顿（第4）、伦敦（第7）等城市表现优异。旧金山在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第1）方面表现突出，其科技媒体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社会转化。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虽然在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第8）与波士顿（第1）具有一定差距，但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第2）和主流媒体传播力（第1）上表现不俗，因而在组织传播维度中位于前列，超越波士顿。这也反映出其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持续投入，同时给予启示：城市可通过公共设施建设与媒介参与实现对科教传播力的扩散效应。然而，部分城市如台北（第16）和广州（第35）在该维度排名较低，主要问题集中可能集中在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不足和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薄弱。特别是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排名中，后20位城市平均排名达33位，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容易被忽视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表4 组织维度科技传播能力全球城市综合排名】

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

公众参与传播维度呈现出不同的城市优势格局，从区域分布来看，美国城市在公众参与传播维度的线上参与程度上具有明显优势。纽约（第5）、波士顿（第6）、旧金山（第2）等城市在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上表现突出，得益于其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丰富的科技媒体资源以及活跃的科技社交平台，吸引了大量公众参与线上科技讨论。这些城市拥有众多科技公司和创新机构，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线上科技信息和互动渠道，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亚洲城市如上海（第4）则在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上（第1）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上海凭借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丰富的科普活动资源，成功吸引了大量公众参与线下科技活动。政府和相关机构在组织科普展览、科技讲座、科学实验演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提高了公众对科技的兴趣和参与度。然而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依然成为多数城市的短板，如上海（第26）、北京（第28）等排名靠前的城市在该指标上均表现不佳，平均排名达25位。这表明，尽管这些城市在科技传播和公众参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科学教育体系的完善、科学素养培育的深度和广度上仍存在不足。要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需要加强科学教育的系统性设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全方位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同时，需要长期投入资源，包括资金、人力、政策支持等，以确保科学素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需注重科学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和深度，避免片面追求传播效果而忽视科学本质，从而真正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能力。

【表5 公众参与维度科技传播能力全球城市综合排名】

（三）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发展障碍度

通过对各城市分指标排名的离散度分析，我们识别出科技传播能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首先，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传播的断层问题突出。多数城市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与公众参与传播能力之间存在显著落差。以全球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大都市为例，伦敦科学共同体活跃度排名第1，但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仅排第36；纽约科学共同体活跃度排名第12，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排名第26。这两个城市在科学传播的不同维度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平衡。

这种断层现象在东京（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第3，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第9）和旧金山（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第13，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第5）等城市也较为明显。东京作为全球科技和创新的中心之一，其科学共同体活跃度排名第3，但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可参与的活动方面，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仅排名第9，显示出科研成果向公众传播的转化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同样，旧金山虽然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上排名第13，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排名第5，表明其在科学传播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各城市在提升科学传播效率方面的城市发展策略上进行反思和改进，从而进一步加强科研与公众之间的连接。

其次，科普基础设施的区域失衡问题严重。科普公共设施的供给力排名前20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而后20位城市中有14个位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圣保罗（第34）和孟买（第36）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上分别排名第34和第36，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滞后。此外，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第37）和约翰内斯堡（第33）等城市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上也分别排名第18和第33，进一步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不足。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直接限制了公众参与传播的物理基础，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科技传播的不平等。相比之下，北美和西欧城市如华盛顿特区（第1）、芝加哥（第5）、阿姆斯特丹（第3）、旧金山（第2）等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上均位列前茅，显示了发达国家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

第三，数字鸿沟与传播效能差异显著。网络物理连通水平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16个在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上也位列前20，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与公众传播参与度存在强相关性。例如，旧金山、波士顿、纽约等城市的网络物理连通水平和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均较高。然而，部分城市如迪拜（网络连通第1，线上参与第16）则显示出数字基础设施与传播效能转化的脱节现象。迪拜尽管在网络连通性上表现优异，但其公众线上讨论参与程度仅为第16，反映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未能有效转化为公众传播参与度。此外，像里约热内卢（网络连通第3，线上参与第17）和圣保罗（网络连通第4，线上参与第18）等城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表明即使在网络连通性较好的情况下，公众的参与度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文化背景、教育水平等。

最后，传播主体协同不足问题普遍。在三维度综合评估中，仅有纽约、伦敦、波士顿等少数城市相比较而言实现三个维度的均衡发展。多数城市存在明显短板，如旧金山在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第10）上表现欠佳，上海在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第26）上存在明显不足，反映出政府、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协同机制尚待完善。此外，像北京（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第28）、东京（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第9）等排名靠前的城市在某些维度上也存在不足。这种协同不足不仅影响了科技传播的整体效能，也限制了城市在全球科技传播网络中的竞争力。例如，北京在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排名中位列第2，但在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排名中却降至第22，显示出科学传播主体之间在协同合作方面的欠缺。

四、科技传播能力代表城市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讨国际科技传播的最佳实践与发展路径，本小节选取了五大世界级科技传播中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波士顿、旧金山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不仅代表着全球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更在科技传播体系构建、科学素养提升机制以及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等方面树立了行业典范。本小节通过系统比较分析这些标杆城市的发展经验，旨在为科技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供重要参考。

（一）纽约

1. 综合排名与维度表现

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与文化交融的核心舞台，纽约的科技传播能力在40个城市中排名第一。纽约的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第6）、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第3）、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第5）三个维度协同发展，在各个维度呈现出显著的指标特征与独特优势，其城市科技传播综合能力在全球遥遥领先。

2. 独特优势

（1）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人才资本集聚

纽约是全球创新的引领者，也是全球科研和教育中心之一。纽约科技传播的独特优势尤其体现在其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人才资本的集聚效应，下文将详细展开。

首先，纽约拥有全美40%的金融科技企业，如加密货币交易所Gemini、区块链分析公司Chainalysis等龙头企业融合形成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为纽约的科技创新与传播提供强大的技术与资金支持。此外，大量科学家选择在纽约开展研究生涯，以及高校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也奠定了纽约强大科技传播能力的基础。科睿唯安发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纽约上榜科学家数量高达202，位列第二；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提供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也为科创人才培育提供了教学支持，是纽约科创实力的根基。最后，纽约拥有硅谷之外的“硅巷”，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催生了这一全球科技创新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媒体创业者和投资者，推动纽约城市的数字化转型。

正是因为大量的人才和资本在纽约集聚，从而孕育出良好的科创大环境，从产业到教学到科研，都有全球领先的行业佼佼者在为纽约保驾护航，使其科技传播能力能够跻身世界前列。

（2）政策驱动与媒体传播

纽约正以政策、资本与媒体的三重协奏，重塑科技创新版图，因此纽约强大的科技传播能力不仅体现在资本的数据指标上，更在于政府的政策驱动与媒体的传播助力。

在政策方面，纽约州政府的“科学技术与研究办公室”(NYSTAR)大力推动本州的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商业化，吸收经费来保障本州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同时，纽约市大力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性能，改善居民工作和居住环境，促进纽约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发展。在媒体方面，《纽约时报》作为世界影响力极强的媒体，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也有效提升了纽约的科技传播能力。数据表明，《纽约时报》在过去半年内发布有关热门科技关键词的条目数达2339，其科技专栏年发稿量超2000篇，与IBM合作推出的AI新闻推荐系统，也有能够有效提升科技报道的精准度。

如果说纽约的人才和资本是动力，那么政府的政策就是“指南针”，为纽约的科技创新指明正确的方向；而媒体的传播助力又像是一阵“东风”，加速着纽约科技创新的发展进程。

发展障碍与突破方向

纽约科普公共设施的供给力水平（第11）与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第26）较低，可见纽约整个城市的科技传播存在失衡的问题。虽然纽约的顶尖企业和高校的科创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如此强大的资源覆盖并没有激发起公众参与科技传播的热情。因此，未来纽约的突破方向应聚焦于科普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加大人力财力投入以创造“全民科创”的城市氛围，有效弥补提升纽约的科技传播能力。

（二）伦敦

1.综合排名与维度表现

伦敦在总榜排名中位居第 2。从各维度来看，其 “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 排名第 1，“有组织的科技传播” 排名第 7，“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 排名第 8。在科学科创界传播方面，伦敦的高等教育机构如牛津、剑桥等世界顶尖学府，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科研成果，使其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科学家传播影响力以及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等方面都表现出色，分别排名第 1、第 3 和第 3。有组织的科技传播上，政府和媒体对科技传播的重视与投入，推动了科教传播力和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的发展。公众参与层面，线上讨论参与程度较高，排名第 4，但线下活动参与程度和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有待提升，分别排名第 36 和第 18。

2.独特优势

2.1 顶尖高校集群的科研传播优势

伦敦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第 1）和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第 3）方面表现出色，这主要得益于其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集群。例如，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等高校，不仅在科研产出上成果丰硕，还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这些高校密集的科研网络，每年吸引大量国际科研人才和项目，促进了科研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伦敦的科学家传播影响力排名第 3，反映出其科研成果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此外，伦敦还拥有高密度的科学传播平台，如各种专业学术期刊、科学博物馆等，其中每年举办的伦敦科学节，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互动展览、学术讲座等活动，吸引数十万公众参与，有效实现了科研资源向社会大众的转化与普及。

2.2 多元且活跃的科技传播主体

伦敦的科技传播主体丰富多元，政府、媒体、学术机构、企业等协同合作。政府制定了多项鼓励科技创新和传播的政策，为科技传播提供了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媒体方面，BBC 等主流媒体设有专门的科技频道和节目，如斥巨资打造的口碑颇佳的《蓝色星球》等纪录片，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科技知识，报道全球科技前沿动态，其专业的制作团队和广泛的传播渠道，使得科技知识能够快速、准确地传播给大众；同时，学术机构和企业也积极参与科技传播，举办各种学术讲座、科普展览、科技论坛等活动，形成了全民参与科技传播的良好氛围。

2.3 国际化的科技交流平台优势

作为国际大都市，伦敦是全球科技交流的重要平台。每年举办众多国际知名的科技展会，如 “伦敦科技周”，汇聚了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创新人才，展示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展会不仅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伦敦的科技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舞台。此外，伦敦还吸引了大量国际科技组织和机构在此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如国际科技与创新促进会等，这些组织举办的国际会议、研讨会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伦敦在全球科技传播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3.发展障碍与突破方向

伦敦在科普公共设施更新速度（排名第 14）和公众线下活动参与广度上还有待提升。其发展障碍主要体现在传播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市中心与郊区的科普设施密度差异较大，导致部分郊区居民难以享受到优质的科普资源。此外，伦敦在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上排名第 14，反映出媒体与科学界之间的协同合作还有加强的空间。未来，伦敦应优化科普设施的空间布局，加大对郊区科普设施建设的投入，确保传播资源的均衡分配。同时，进一步加强主流媒体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提升科普内容的质量和覆盖面。例如，鼓励媒体与科研人员共同策划选题、制作内容，提高科普报道的科学性和吸引力，从而更好地发挥伦敦在全球科技传播领域的引领作用。

（三）波士顿

1.综合排名与维度表现

波士顿总榜排名第3。其 “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 与，“有组织的科技传播” 排名第4，“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 排名第6。波士顿在科学科创界拥有众多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使得科学共同体活跃度排名第前列，此外其科学家传播影响力排名第8，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排名第8。有组织的科技传播方面，波士顿高等教育的科教传播力表现突出，排名第1，同时主流媒体的科普传播力也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中，线上讨论参与程度排名第10，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排名第4，但线下活动参与程度排名第19，这可能与其较于综合性大都市而言较小的城市规模有关。整体而言，波士顿凭借其顶尖的高校资源、活跃的科研氛围以及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成为了全球科技传播领域的重要力量。

2.独特优势

2.1 以哈佛、麻省理工为核心的创新生态传播优势

波士顿在科学共同体活跃度（第 4）和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第 8）上表现强劲，这主要归功于其密集的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球顶尖的学术殿堂，这两所高校在科技创新和传播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哈佛大学的多个学科领域处于世界前沿，如医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其科研团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并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途径向全球传播。麻省理工学院则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技术领域独树一帜，其媒体实验室等科研机构研发的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通过技术转移和创业孵化等方式，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在传播过程中吸引了全球关注，带动了波士顿地区创新生态的繁荣，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传播模式。

2.2 高科技产业园区的集聚传播效应

波士顿拥有多个高科技产业园区，如肯德尔广场等，这些园区汇聚了众多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研发机构，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在园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频繁，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高效流动，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传播与转化。例如，谷歌在肯德尔广场设立研发中心，其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理念在园区内迅速传播，带动了周边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园区还经常举办科技交流活动、创业大赛等，为科技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和创新资源，进一步提升了波士顿的科技传播活力和创新能力。3. 公众参与传播亮点

③完善的科普教育体系与公众参与机制

波士顿在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第 4）上表现突出，这也与其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有关。学校教育中，波士顿注重科普教育，构建了完善的科普教育体系。其科学课程设置丰富多样，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能力；课外教育方面，有众多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场所，如波士顿科技馆等，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科普资源和互动体验机会。同时，波士顿还建立了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科技传播活动。例如，当地社区经常组织科普讲座、科技展览等活动，邀请科学家、工程师为公众讲解科学知识，公众可以近距离与他们交流互动，这种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有效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参与度，为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3.发展障碍与突破方向

波士顿在主流媒体科普传播力（第 12）和网络物理连通水平（第 15）上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其发展障碍主要集中在传播资源的商业化倾向过强，导致部分基础学科传播覆盖不足。例如，一些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学等在科普资源分配上相对较少，而商业价值较高的学科和技术则受到更多关注。此外，波士顿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排名第26，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部分科普设施陈旧老化，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科普需求。未来，波士顿应加强主流媒体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等创新手段，提升复杂科学概念的传播效能。同时，优化科普设施的空间布局，加大对基础学科科普资源的投入，确保传播资源的均衡分配。例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础学科的科普项目，建设更多现代化的科普场馆和设施，提升科普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此外，进一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物理连通水平，为公众参与线上科技传播提供更加便捷、高速的网络环境，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科技传播领域的优势地位。

（四）东京

综合排名与维度表现

东京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典范城市，其科技传播能力在40个城市中排名第五，城市科技创新活力声誉遥遥领先。其中，东京的科学科创界的科学传播（第3）、有组织（政府、媒体）的科技传播（第6）、公众参与的科技传播（第9）三个维度水平均位列前十，发展均衡又各具特色。

独特优势

（1）全球科创城市引领者：从科创集聚到范式构建

东京以全球创新指数（GII）连续5年登顶的绝对优势，成为无可争议的科创城市第一极。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科创企业集聚东京，为城市注入了无限科技创新活力，例如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作为东京的顶尖科创企业，和本田汽车、索尼等世界级企业一起推动东京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目前，东京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与电子技术以及生物医疗技术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软银集团的Pepper机器人和本田的机器人ASIMO都是科技创新的具象化表现。总的来说，东京具有科研、产业、政策三方面的优势，使东京成为了全球近三成科技型跨国企业亚太总部所在地，更构建起了“创新集聚、转化完整、国际辐射强劲”的科创城市新范式。

（2）全球智慧城市标杆：从“城市科学”到“市民科学”

东京作为全球智慧城市与 AI 领域的标杆，正以技术融合重塑城市生态。东京整座城市的智能化与AI发展结合密切，从交通到医疗都离不开AI和大数据的供能。首先，东京拥有智能化的公共交通网络，形成多种交通方式“无缝对接”的交通体系；同时，东京的智慧医疗体系也极大程度地便利了市民就医，让市民真正地生活在了一个科技感满满的现代化智慧城市；此外，东京都政府还推出在线科普平台，例如“Tokyo Innovation Portal”整合企业、高校和初创团队的技术成果，公众也有了参与“市民科学”项目的可能性。整体看来，从东京这座城市的整体智能化，到市民沉浸式体验科技创新的过程和成果，都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努力，正是因为这样东京才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城市科技发展的优良典范。

（3）全球科技交流枢纽：从学术高地到全球智库

东京构筑起了亚洲最有活力的科教协同网络，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学术高地。在学术层面，以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高校为核心的学术集合体为东京科技创新注入学术活力，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主导的“全球卓越基地”计划，每年吸引超5000名国际科研人员进驻东京实验室。在科技外交层面，东京年均举办科技主题峰会超200场，例如“‌SusHi Tech Tokyo”这一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交流大会，旨在通过运用各类技术创新来解决全球共同的城市问题。这种“学术共同体+技术外交”的融合模式，使东京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你交流和智力流动的中心。

3. 发展障碍与突破方向

东京在科学家的传播影响力（第23）和主流媒体的科普传播力（第19）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其发展障碍主要体现在科研体系结构性矛盾和媒体传播机制滞后上，青年人才的流失或许是需要担心的主要问题，因此要继续强化科研经费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做到将人才“留”在东京；同时，传统主流媒体的科普能力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导致对科普资源开发不足，更要加强构建媒体多维传播矩阵，创新媒体科普传播模式，东京才能巩固其在全球科技话语权竞争中的地位。

五、上海科技传播能力发展存在的优点和短板

（一）上海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提升策略分析

上海在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这一关键指标上，于全球城市排名中暂列第26，表现不够突出。当前，我们在该维度的比较主要依据市民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从而实现全球城市指标的可比性。然而，这种方式存在明显局限性，受教育程度更多体现知识积累，而科学素养内涵更为丰富，涵盖科学思维、方法、态度以及应用能力等多方面。仅凭受教育程度这一单一维度，难以全面、精准衡量上海公众真实的科学素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上海在与其他城市对比时，难以清晰展现自身在科学素养教育领域的优势与不足，不利于上海在全球科技传播与创新格局中精准定位自身发展方向。

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应当积极发挥引领作用，率先自主构建一套具有全球通用性的市民科学素养教育水平指标体系。该体系的构建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关键维度，科学知识作为基础，涵盖不同领域的科学概念、原理；科学方法聚焦于公众对科学探究方式的掌握，如观察、实验、数据分析等；科学态度体现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科学价值观；科学应用能力则关注公众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精心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定期对上海市民进行科学素养测评，收集真实可靠的数据，从而精准把握上海市民的实际科学素养状况。

在此基础上，上海可以进一步将该指标体系向全球其他城市推广，推动形成全球城市公众科学素养教育水平的统一比较框架。这不仅有助于上海发现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与差距，与其他城市共享科学素养教育经验，携手提升全球公众科学素养，更能为上海未来的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和明确的方向指引，助力上海在全球科技传播与创新网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升城市整体的科技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奠定坚实的公众科学素养基础。

（二）科普公共设施供需错位与结构性改革

上海在“科普公共设施供给力”这一维度的评分相对较低，成为拉低上海综合排名的短板。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公共服务设施”部分，上海应统筹安排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建设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构建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社区服务圈。然而，目前在科技传播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仍需发力，朝着2035规划目标迈进。

科普公共设施收入结构多元化

具体来看，这一维度由“经费资助力”和“空间容纳力”两个子指标构成。首先，从城市科普公共基础设施的经费资助力来看，上海市在这一项目的评分表现并不突出。上海科技馆作为上海市最大的公共科普基础设施和国内领先的科普场馆，其年度预算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与国际标杆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分析数据显示，上海最大科普公共基础设施的财年预算占地方政府总GDP的比重为0.13308%，这一数值低于伦敦0.21430%、旧金山0.15838%等城市。尽管上海科技馆的财年预算绝对值为8917.78万美元，在全球各个城市中排名前列；但相对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这一比例显得较低。这表明上海在应用于科普公共设施的经费投入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种财政依赖型模式限制了其在市场化运作和收入多元化方面的潜力，反映出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创新的迫切需求。相比之下，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例，其通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增强了其在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伦敦科学博物馆2023-2024年度报告显示，收入来源中政府拨款为56.2（百万英镑），自运营收入为21.3，专项拨款、捐赠和企业赞助为31.2，租金收入为1.7，其他收入来源为2.2¹²。由此可见，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收入结构更为多元化，能够更好地支持其长期发展和科普教育活动。这种多元化的收入模式增强了其在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上海科技馆等国内科普场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上海亟需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上进行创新，以提高科普设施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公众对科技传播的需求。

优化科普设施空间资源配置

其次，城市科普设施的空间容纳力的评分也暴露出上海科技传播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问题。数据显示，上海的科创类公共基础设施数量（包括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科学博物馆、图书馆等子类）与城市常住人口（单位：万人）的比值为2.1390%。尽管上海在基础设施总量上可能具有一定优势，但考虑到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人均资源的分配显得不足。这种供需不平衡可能导致公众在实际参与科技传播活动时感受到资源的稀缺性。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显示，上海科技类场馆呈现出“中心集聚-边缘匮乏”的分布特征。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基准，上海市区（黄浦、徐汇等中心区域）基础设施服务覆盖率高（餐饮、休闲设施覆盖率近90%），设施密度与人口分布匹配度较高、设施可达性好；宝山、嘉定、闵行等其他城区的设施总量可能较多，但人均设施资源不足，人口匹配指数较低，综合服务便利性显著低于市区¹³。这种空间配置失衡与2035总体规划中“构建多中心、网络化、集约型空间格局”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

未来，上海可以通过建设以高效和科研院所为中心的辐射效应区来优化资源配置。一个可行的路径的，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所在的区域，打造区域级的科普基地，推动科普公共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例如，可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所在的“大零号湾”科技创新功能策源区的科创资源，打造集科普教育、科技传播和公众参与于一体的闵行区综合性科普基地。此外，上海其他高校或科研院所所在的区域，如浦东新区的张江科学城、杨浦区的五角场高校集聚区等，也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普和创新中心。这些区域可以通过加强与社区的互动，提升周边居民的科普设施可达性，从而实现更均衡的基础设施分布，更好地匹配公众对科技传播的需求。

提升科普内容供给多样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海在“公众线下活动参与程度”上排名全球第一，显示出公众对科技传播活动的强烈需求，但科普公共设施的供给力这一维度评分较低，显示资源供给未能完全满足公众对于科普公共设施的需求。这种供需矛盾可能源于设施分布的不均衡、科普活动内容的单一化，以及公众参与渠道的局限性。例如，部分科技馆或博物馆的活动可能更倾向于面向专业领域人群组织活动，而非面向普通公众的科普教育，导致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因此，未来上海市应丰富科普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设计更多面向普通公众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强的科普项目。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提高沉浸式交互体验项目占所有展陈项目的比重，增强科普活动的吸引力和趣味性，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

（三）公众线上参与科学传播的积极性较低

上海公众线上讨论参与水平排名第14，在所有指标中排名较低。上海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尽管在政府政策支持、科研科创投入、产业集聚布局等方面领先全国甚至世界，但公众在线上平台对于科技创新相关议题的讨论活跃度仍显不足。这一现象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问题分析

科普内容失衡：科普知识与公众需求存在脱节

上海市媒体的科普内容与公众的时代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导致科普内容分类失衡。当前上海市科普内容多以知识普及为主，常见主题是健康类科普（如2024年医疗机构健康科普影响力排行第一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如肿瘤防治、传染病预防等，然而对人工智能、元宇宙、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覆盖不足，难以激发年轻群体的参与兴趣。同时，相关科普活动仍停留在知识传递的层面，无法对应公众的实际需求，缺乏对公众科学素养的系统性培育。因此，科普内容失衡使得公众的知识获得感不足，从而影响其在线上平台参与讨论的积极性。

参与渠道缺失：单向传播模式主导科普宣传

当前上海的科技传播科普模式固化，科普工作仍以“专家—公众”的单项输出为主，缺乏公众能够以参与创作、反馈的模式。例如，上海的科技传播仍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与线下活动（如讲座等），其中公众的角色仅为信息接收者，缺乏表达观点或分享经验的平台。此外，尽管部分媒体和自媒体科普博主已引入互动功能（如科普问答、投票等），但公众仍停留在“观看—评论”的层面，未形成双向交流沟通的内容共创生态。因此，尽管公众能够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科普知识，但参与渠道的缺失仍会影响其在线上平台的讨论参与水平。

1.3 专业支持薄弱：科技人才参与科普积极性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面促进科学技术普及，强调“科普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鼓励科技人员参与科普，但实际执行中存在障碍。科技人才的能力与角色转换存在障碍，科研人员普遍缺乏科学传播技能的培训，难以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导致“会科研但不会科普”的困境。仅靠主流媒体和像“科学声音”这样的头部科普自媒体进行公众科普，公众的科普触达渠道仍较单一，因此需要更加广大的科技人才加入科技传播队伍，激发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和讨论活跃度。

1.4 传播生态失衡：科技传播议题边缘化

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度发达的消费经济，塑造了公众对“即时满足”和“感官愉悦”的强烈偏好。社会科普氛围呈现出“娱乐偏好挤压科学兴趣”的特点，公众的注意力被“吃喝玩乐”的娱乐化消费信息占据，科技传播议题逐渐边缘化。正是由于科学传播多聚焦于宏观叙事，如何重构科技与生活的连接成为上海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策建议

优化科普内容供给，弥补公众科技信息差

依托于上海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未来产业，深化“新质生产力”科普主题，开发系列科普课程与实验项目，与高校、企业共建“未来产业知识图谱”，形成“科研—科普—产业”联动机制。深入了解公众的信息诉求与信息盲点，有针对性地弥补公众科技信息差，让公众“看得懂、说得来”。

2.2 构建多元化参与机制，让“观众”成为“用户”

要提升公众线上讨论参与度，让“观众”成为“用户”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首先，上海市政府可推动数字化科普互动平台搭建，旨在整合科普资源，同时嵌入积分兑换、虚拟勋章等游戏化机制，增强用户参与黏性。其次，推行“科普护照”计划激发公众线上线下参与科普活动的热情，通过整合全市科普基地打卡系统深化公众参与创新。

2.3 强化科技人才激励机制，推动“科研—科普”双向赋能

优化全市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可以将科普成果如科普公众号、科普图书等纳入其中，从而增强科技人才科普热情。此外，加大投入培育“科普网红”与专业IP，鼓励青年科学家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普及前沿技术，实现专家与市民直接对话，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众线上讨论活跃度。

2.4 重构“民生—科技”连接，强化公众科学感知

聚焦于公众高关注的领域如健康、教育、环保等，将抽象化的科学知识具象化为公众民生问题的解决方案，让公众切身感知到科学知识之于生活的益处。通过挖掘上海本地的特色场景，如“苏州河治理的黑科技”，推动科技传播嵌入公众日常生活的“高频触点”，强化公众科学感知，提升其对科技议题的关注度。

3. 结语

提升公众线上科技讨论参与度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从内容创新、机制完善、人才激励、传播生态重构等多维度共同发力。作为全球科创中心之一，上海有责任探索“硬科技”与“软传播”的结合，从专业视角转换为用户视角，将公众讨论的“低活跃度”转化为创新驱动的“高参与感”，为城市高质量科技传播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七、总结

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对城市现代化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本报告构建了“3+1”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评估体系，该体系包含三大核心维度：科学创新主体传播（科研机构与企业）、组织化传播（政府与媒体主导）和公众参与传播，以及科技传播网络连通性。随后通过建立科学的城市遴选机制和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构建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量化评估工具。实证评估结果显示，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呈现显著的非均衡发展格局。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凭借完善的传播基础设施和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球科技传播格局中处于引领地位，而发展中城市则普遍面临资源配置不均、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等结构性挑战。通过系统对比伦敦、波士顿、东京等国际标杆城市的发展经验，报告指出上海虽在科普设施覆盖率等硬件指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公众线上参与活跃度、科普资源供需匹配度等软性指标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亟需通过科学素质教育体系革新和智能传播生态建设实现突破。报告核心结论强调，科技传播能力已成为城市软实力的关键衡量维度，需要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和跨部门协同治理推动全球科学文化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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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专项: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综合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4Z2301500